昭宣中兴与孝宣中兴：西汉盛世的两种历史叙事

一、概念溯源：两种表述的由来

"宣中兴"传统史学概念，指汉昭帝（前87-前74年在位）至汉宣帝（前74-前49年在位）期间的政治复兴。这一表述最早见于《汉书·宣帝纪》赞曰："宣之治，信赏必罚，综核名实，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，至于技巧工匠器械，自元、成间鲜能及之，亦足以知吏称其职，民安其业也。"班固将昭帝时期霍光辅政与宣帝亲政视为连续性的治理体系。

"孝宣中兴"则是后世部分史家提出的修正性概念，强调宣帝个人的执政成就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中特别指出："帝承武、昭之后，励精为治，号为中兴。"这种表述将政治复兴的主要功劳归于宣帝个人，淡化昭帝时期霍光专权的历史作用。

二、政治实践比较

（一）权力结构的演变

昭帝时期（前87-前74年）实际是霍光专政时代。始元六年（前81年）的盐铁会议虽展现士人议政风气，但决策权始终掌握在以霍光为首的外戚集团手中。元凤元年（前80年）平定上官桀、桑弘羊政变后，霍光彻底掌控朝政，形成"政事一决于光"。

宣帝地节二年（前68年）霍光去世后，皇帝开始系统收回权力：地节四年（前66年）族灭霍氏，元康元年（前65年）设立中书宦官参与枢机，神爵元年（前61年）建立刺史制度，逐步构建起皇帝直接掌控的行政体系。

（二）经济政策的延续与创新

昭帝时期延续武帝晚年政策，始元六年（前81年）废除酒榷，部分放松盐铁专卖。本始元年（前73年）诏令减免田租，恢复"三十税一"。

宣帝亲政后推出系列创制：地节三年（前67年）诏令"池籞未御幸者，假与贫民"皇家苑囿；甘露二年（前52年）建立常平仓制度，成为后世粮食储备政策的典范。考古发现的居延汉简显示，当时河西走廊的粮价稳定在每石30-50钱之间，远低于武帝时期的100余钱。

三、文化建设的差异

昭帝时期的文化政策相对保守。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对儒家思想的推崇，客观上为后来儒学独尊奠定基础，但当时朝廷仍坚持"道杂之"的治国理念。

宣帝时期出现重要转变：甘露三年（前51年）召开石渠阁会议，讨论五经异同，皇帝亲临决断。黄龙元年（前49年）图画十一功臣于麒麟阁，建立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象征体系。出土的尹湾汉简显示，当时郡国级官吏中通晓《论语》《孝经》者占比达73%，反映儒学教育的普及。

四、边疆治理的成就

昭帝时期完成武帝未竟事业：元凤三年（前78年）平定辽东叛乱，次年（前77年）楼兰归附。但匈奴问题仍未解决，本始二年（前72年）匈奴仍能发动两万骑入侵乌孙。

宣帝时期取得决定性胜利：本始三年（前71年）联合乌孙大破匈奴，神爵二年（前60年）设立西域都护，甘露三年（前51年）呼韩邪单于入朝，实现"城晏闭，牛马布野"和平景象。悬泉汉简记载当时西域诸国"遣子入侍"者达十七国之多。

五、历史评价的嬗变

东汉班固在《汉书》中构建"昭宣"连续叙事，强调霍光"匡国家，安社稷"功绩。这种观点被《资治通鉴》继承，形成传统史学的标准表述。

唐宋以后出现重新评价：司马光虽沿用"宣"之说，但特别指出"宣之政，优于孝昭"；明代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中直言："帝之世，霍光专之，非帝能也"将政治成就主要归于宣帝。这种观点在当代史学界仍存争议，田余庆等学者强调应当区分制度性延续与个人作为的不同层面。

六、现代史学的再认识

当代考古发现促使重新审视这段历史。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诏书简牍显示，宣帝时期的政令执行效率显著提升。北京大学藏西汉简《昭帝诏书》则证明，早在昭帝时期就已开始调整武帝时的严苛法律。这些新材料表明，"中兴"渐进过程，不宜简单归功于某个特定时期或个人。

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陈伟提出："宣之际的制度改革具有连续性，宣帝的独特贡献在于将霍光时代的临时措施制度化。"这种观点试图调和两种传统叙事，强调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。